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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非典型厅官”梅永红的抉择

[来源:本站原创][日期:2018年09月11日][点击量:1711] 【 【打印】

本刊实习记者 沈馨黁

 

中国官场,下海的小鱼小虾不少。厅官下海,则为数不多。作为中组部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他本有大好的“官途”。然而,他似乎与“官”格格不入。为了寻找人生价值,他选择了喜爱的企业。其实,充满“铜臭”的商界未必比官场“纯真”多少。要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依然要面临无数的挣扎与取舍。

三年前因辞去山东济宁市长下海经商而在网上爆红,“前厅官”梅永红近日又“火”了。再度“跳槽”,舆论再次哗然,“不安分”的他又要出来“搞事”了?

作为众多下海的官员之一,梅永红并没有像其绝大多数人那样,被喧嚣的社会快速遗忘,其热度不仅不减,反而数次站到了舆论的浪尖。

这次的跳槽,于其他人而言,仅是个人职业规划中的一般变动,很云淡风轻地就过了。然而,到了梅永红这里,除了舆论喷涌的口水,还上演了一场两大企业“抢人”的戏码,其间,剧情跌宕起伏、悬疑不断,足见其人真不简单。

 

“非典型”厅官

从出身看,梅永红绝非“自带光环”。

他生于湖北黄梅一家普通的农户家庭,与常人稍有不同的是,自小颇能“念书”。18岁,梅永红离家,赴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读书。同窗好友杨祖荣对他的印象是,冬季阴冷,很多学生都在衬衫外套上毛衣御寒,梅永红没有毛衣,衬衫套衬衫,套了好几层。

梅永红说,他骨子里一直刻着农民的印记。他不到十岁就在稻田里插秧,一下田,泥水就没到大腿根。他经常从家里挑粪往田里洒,粪桶磕碰到石头上,时常溅得一身污物。那个年代,吃不饱穿不暖常有,因此“稼穑农桑”在他看来一点也不“浪漫”。“大学毕业之前,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跳农门,希望不再做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吃饱、穿得体面是他的梦想。

显然这些经历戳中了很多和他一样出生农门的“精英”的痛点,毕竟无论现在还是过去的中国,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人始终是少数。

大学毕业后,梅永红先后在农业部、国家科委、科技部工作了23年。2010年,作为中组部特意筛选的66位赴地方锻炼的中央厅官之一,梅永红来到山东济宁,先后任济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成为市长。由此可见,在“组织”的眼里,梅永红“又红又专”,是个值得培养的对象,仕途前景良好。

但与很多其他出自农村的官员不一样,梅永红始终保持着一种“农民式”的低调。其同窗杨祖荣透露,2014年国庆假期,身为济宁市市长的梅永红,没带秘书和司机,拎着几个包裹,一个人坐火车回黄梅老家。他到武汉时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自己送回家。杨祖荣说,梅永红是他见过最不像领导的领导,梅永红给自己定了条铁律,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礼品一概不收。

济宁农民王德红回忆,连续两年春天,梅市长带着小女儿来山上种树,没有别人跟着,有时在市里见他开着一辆旧奇瑞车,“从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官。”不管是否“作秀”,梅永红的这些行为,很合一般百姓的胃口。

梅永红亦说,他从未把做大官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他试图扭转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利用职权让他们(家人)有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我确实没有。”在济宁一般市民眼里,梅永红朴实、正直,能干实事,以致于他离任后,在很多济宁市民心中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口碑。

尽管生活谨慎、低调,但面对媒体,梅永红很是“高调”和“另类”。

2015年两会期间,梅永红面对媒体直言太累,“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月收入只有7000块钱,而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才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按照正常的官场逻辑,“两会”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应该谈“大事”、谈“规划”、谈奉献,至少不能谈“个人私利”。这样“另类”的发言让他落得了一个“哭穷市长”的风评,在网上遭至一片揶揄。但梅永红的“坦诚发声”,虽然最终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至少给民众对于官员收入无限的幻想气球加上了一个减压阀。后来这番话也一度被解读为梅永红在为下海做“铺垫”。

网上还有不少梅永红“大胆”而“另类”的言论。他自认为,行使权力的时候,“受到的约束是不是太少了?”在中组部到济宁调研干部制度时,反问调研人员,“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我?” 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是有私欲的,把人放到一个位置上,赋予他一个无边的权力,实际上是把他放在悬崖边上,这是非常危险的。

有一次,在接受媒体有关新《行政诉讼法》施行的采访时,就法律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规定,梅永红说:“我跟法制办说,以后有告市政府的,就安排我出庭吧。”当被追问“你后来出庭了吗”,梅永红的回答可谓坦诚:“后来他们怕社会上过多解读,最后通过政府的法制办来解决了。”

从梅永红应对媒体的发言来看,少了一般官员的“圆滑”与“太极”,多了一分“棱角”和“叛逆”。在中国官场,棱角太盛的“异类”大多两种结果,或为同类不容,排挤出局,或主动“出走”,另寻他途。

 

“下海”之谜

2015年9月1日,梅永红以济宁市市长身份在当地媒体上最后露面;9月6日,《大众日报》发布其辞职的消息;9月9日,华大基因宣布梅永红将出任华大基因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从辞职到另谋高就,仅短短3天,可谓神速。如此短时间安排好“退路”,可见其“老谋深算”。

关于梅永红的“出走”原因,坊间流传着不同版本的传闻,媒体普遍解读的原因是,其嫌弃收入太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从中国历代官员的俸禄和官场流风来看,如果一个官员完全循规蹈矩,仅靠俸禄养家,的确不易。如果梅永红真为此原因下海,实为难得。

不过,2016年11月,梅永红在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一段演讲可能反映了其离职的隐衷。

发言中,梅永红说,在济宁任职期间,他曾经深度介入一个知识产权官司,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归国十几年的学者,穷尽智慧和身家投入技术创新,不仅研究成果被别人盗用,而且反过来还被别人追着打。”言辞间充满了悲愤和无奈。梳理以往的媒体报道,梅永红的确深入介入过美国独资企业上海凯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凯赛”)与山东瀚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瀚霖”)之间的知识产权官司。

据财新传媒报道,案发前上海凯赛在济宁市高新区成立山东分公司,生产长链二元酸。山东分公司一名员工离职,加入山东瀚霖,并将相关生产技术一并带入。上海凯赛发现后,于2010年5月10日向上海市中院控告山东瀚霖,起诉山东瀚霖用生物发酵法生产长链二元酸的技术侵犯了其于2006年获得的与中科院类同的发明专利,要求山东瀚霖赔偿4500万元、停止生产并登报致歉。山东瀚霖称,这一生产技术是受让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专利成果,不存在侵权。

据当时有关媒体透露,由于山东瀚霖是山东省重点扶持的一家明星科技企业,受到山东省政府和中科院相关领导的支持,上海凯赛的维权官司阻力重重。由于工作关系,梅永红对两家企业比较熟悉,对上海凯赛的遭遇非常同情。在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梅永红透露,由于其曾从事过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个案子实在太荒唐、太欺负人”,他决定参与这场官司。财新传媒当年报道此案时曾透露,梅永红曾为此案找到省领导的秘书。

由于涉及的关系太复杂,牵扯的人较多,各方为此进行了复杂的权衡与博弈。2012年底,上海凯赛拿出大量实验原始记录,北京高院最终确认了其对于专利的署名权,将专利中来自山东瀚霖的技术人员、中科院微生物所相关领导,都剔除出去。不过,上海凯赛虽然胜诉,除了将专利发明人改名,只得到被告登报道歉,其间遭受的巨额损失没有得到赔偿。长达几年的维权官司最后以这样结局,让梅永红无可奈何,“官司打赢了,但我心里并没有感到轻松,”事后他说。

此案给梅永红相当大的触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其“不如归去”的决定。2015年9月,梅永红辞去山东济宁市长一职时,《南方都市报》曾为此采访了我国知名政府制度研究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竹立家当时的分析颇具深意,或许更能直指梅永红的内心,“虽然近年来反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中国官场的文化和用人制度方面仍存有问题,帮派化、圈子化仍然存在。梅永红的辞职,不能排除遇到了官场人际关系问题……可能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维持和协调,而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官员,可能不太习惯。”

与很多普通官僚“除了‘当官’,一概不会”不同,无论在科研还是实务上,梅永红都着力较深,能应付自如。在离开济宁时,他曾说了一句,一个人要“有随时可以离开而且离开以后比现在过得更好的能力”,他的确有这个能力,所以在去留之间,异常“潇洒”。

 

“梅叔”之威

辞职3后,梅永红很快找好了“下家”——深圳华大基因。究竟是何原因促使梅永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选择与其“击掌为盟”?

其实,早在辞职以前梅永红就与华大基因有了频繁的交集。2012年梅永红带领济宁市考察团访问华大基因,此后济宁市与华大基因就多项目进行了合作。2013年,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多次到济宁考察,并与济宁市合作建立了“生命医学联合实验室”。在与汪建的多次接触中,汪建的狂放不羁、朴实而执着的个性给梅永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在对生物科技的“疯狂中”找到了默契,甚至惺惺相惜。在这样的背景下,梅永红选择华大基因这一去处也不足为奇了。

入职华大基因后,梅永红似乎很快适应了新的角色,由一个稳坐中军帐的“司令”,变成了赤膊上阵的“将军”,一个月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出差。在公司,他没有当市长时宽大而独立的办公室,其工位就在一个靠窗的角落,不过与其他领导的工位相比,他的办公桌面更加整洁,这是他体制内留下的习惯,依然一丝不苟。

入职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坊间流传着各种有关他辞职的“阴谋论”。对此,他选择了沉默。在他看来,不合时宜的时间去解释自己匪夷所思的行为,说得再漂亮也会遭受质疑,所以与其让人觉得百口莫辩,不如走自己的路,让想说的人去说。

在华大,他依然保持担任市长时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的习惯,这习惯为他很快打开了新局面。2016年3月底,华大农业成立,梅永红出任董事长兼总裁。而这一切,从筹划、建立到运营,梅永红仅用7个月,建成了中国首个国家级基因库,成为继美国NCBI,日本DDBJ和欧洲EBI之后全球第四个国家级基因库,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基因库。

基因库的建立,让梅永红迅速在华大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其多年为官的“锐利”也为其赢得“梅叔”的尊称。在华大,“梅叔”自有一股不同的魅力。其助理宋峰峰曾这样描述与其共事时的场景:向梅叔汇报工作时,梅叔有时会沉默,不批评也不生气,“摸不透”。这种沉默让他更加不安,他形容这种气质为“不怒自威”。显然官场上遗留下来的“官气”让梅永红形成了一股不同于一般职业经理人的“风格”。

尽管“官威”尤在,但梅永红始终是一个“干事”的人。在华大站稳脚跟后,他终于对当初“辞官”发声。他说,从其履历中看,他以前一直在科技领域做业务,从事科技政策、策略方面的研究。“当了5年市长再进行这样的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回到自己更为熟悉、更能发挥自身作用、更能体现人生价值的领域。”

下一次选择

或许,梅永红一直在寻找更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领域。2018年,他似乎在碧桂园找到了这种价值,7月底,有关其去向引来了碧桂园与华大基因的“争抢”。从碧桂园展现的声势来看,显然非梅永红不可。

碧桂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个房地产企业,显然,“梅叔”不可能跑去卖房,而是搞“农业”。

尽管以房地产起家,碧桂园老板杨国强也有很强的“农业”情结,今年1月,其曾公开表示,“40年前我种田,40年后我还是回去种田”,并提出将房地产交碧桂园总裁莫斌主抓,自己去搞农业。3月,杨国强提出,“碧桂园将进军现代农业、参与乡村振兴计划”,上半年碧桂园在全国30多个城市布局了近500家销售农产品的零售品牌店。

为加快“三农”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自去年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央发布了多份有关促进和支持“乡村振兴”的战略性文件,这让很多企业大佬闻到了商机。去年12月1日,阿里成立脱贫基金,将在未来五年投入100亿元参与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而刘强东直接当起了“村官”,并在今年4月宣布搭建农业共同体。

碧桂园自不例外。实际上,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房地产企业已过了“黄金期”,农业领域对碧桂园来说,未尝不存在转型求变的战略机遇。按计划,碧桂园将采用全世界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设备,以大规模种植为主,养殖为辅,进军现代农业。

而对梅永红来说,碧桂园农业板块为其提供的岗位好似为其量身定做。梅永红有在农业部和科技部20多年的工作经历,加上5年济宁市长的履历,如此丰富的阅历,在杨国强看来,由梅永红来负责碧桂园农业板块最合适不过。

华大基因显然不想失去一个“干才”。至于为了梅永红,华大基因与碧桂园做了哪些“斗争”或“交易”,目前不得而知。但从8月3日,杨国强的表态来看,双方达成了一种妥协。在当天的媒体见面会上,杨国强说,碧桂园农业正在寻求与华大农业的合作,期待共同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农业企业,“梅永红将统领华大基因和碧桂园两家公司的农业板块,实现合作共赢”。

8月8日,碧桂园正式下发有关梅永红的任的通知,梅永红出任碧桂园集团副总裁、碧桂园农业控股总裁。与此同时,梅永红依然担任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农业董事长。

尽管两个企业对梅永红的去向做出了“妥协”与“合作”,然而这对梅永红未必是一种好事。在缺少“合作精神”的中国企业界,任何有雄心的企业家都希望在有潜力的领域“操之于我”,而不是“与人分羹”。很多大型企业合作最终以分手告终便是证明。

虽然梅永红以昔日官场的“圆融”避开了这次争夺的漩涡,其未来很可能依然要面临一次抉择。无论对其自身发展,还是对碧桂园、华大之间的合作,同事二主将不可能长期存在。而杨国强发展农业的“诚意”,将最终决定这位“前厅官”的下一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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