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志】樊建川：疯狂只为留住苦痛

本刊记者 曹清

为了重庆建川博物馆的顺利开放，樊建川已经奔波了好几个年头，尽管四川的建川博物馆已开馆多年，但要建川博物馆落户重庆，依然是个巨大的工程。从成都到重庆，从重庆到日本，从日本到世界，樊建川的收藏从不受版图的影响，哪怕相隔万里，哪怕倾家荡产，他也甘之如饴。他用脚印丈量着生命的厚度，用行动抚慰着历史的英灵，用时间雕刻着民族的精神，他告诉诗人流沙河：“本人死后还要剥皮绷鼓，放置在博物馆，赚敲打钱，用以补贴博物馆开销。”

在这个时代，樊建川这个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可他为这个国家做的每一件事，都值得被记住。他欠债7000万元，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樊傻子”，但樊建川是最酷的傻子，为了保留一个民族的记忆，他舍弃一切；为了延续一个民族的荣光，他万死不辞。世界上值得被歌颂的，不只是战争年代义无反顾反抗残暴的革命者，还可以是在和平年代播撒火种的传承者。

樊建川的人生，已是一部传奇。

做个敲钟人

樊建川有一句话：“中国13亿人，12.5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这是一个有情怀的中国人才说得出来的话。 樊建川今年60多岁了，如今最活跃的地方是他的微博和朋友圈，他在那里准确地记录着自己每一分钟做的事情，有可能是在忙里偷闲吃一碗蛋炒饭，也有可能是他在某个地方又搜到了珍稀物件。

樊建川的办公室挂满书法作品——“忠、义、战、死”，血气方刚，岁月峥嵘，梅兰竹菊、春花秋月这些普通收藏家的最爱在这里几乎见不到，因为樊建川只收藏“伤痕”，收藏充满了血腥和沧桑的民族灾难。但这是从何时开始、又会何时结束呢？

1991年，樊建川34岁，已经当上了四川省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如果他想在官场平步青云，只需要小心行船就可以升迁，去省城甚至去北京。做官，34岁是最好的年龄。这一年，班子领导找他谈话，要升他为市长。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升迁谁，谁都要摆出一副内心心花怒放、表面静如止水的样子。可领导找到樊建川时，樊建川吓了一跳。他说：“不行，我该辞职了，把持不住贪污了啷个办？”当天，他回去和妻子商量离职，妻子听了，说了句：“好吧，辞就辞吧。”1993年，樊建川正式辞职宜宾市副市长。当年，许多人笑他傻，有官不做。后来有记者问樊建川，樊建川笑答：“市长工资太低了，不够我搞收藏。”

樊建川出身军旅，父亲一辈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樊建川父亲1人幸存。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樊建川，从小就对抗战前辈充满敬意，他发誓：我要用一生去纪念他们，收藏他们的时代记忆。

“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一个人都承担!收藏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每个人都有义务来做这项工作，我也只是历史碎片的一个收集者。”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樊建川一字一句地说，“战后，我们没有及时彻底地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漫画式、妖魔化的宣传很难得到日本人民的理解。我们要让日本人认罪或者是认错，我们自己应该对我们自己有很深的自我检讨的能力，我想这是很多人的观点。一个人不能没有责任心，一个民族不能失去血性，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经受过太多的苦难。”不曾想一个国家的光荣与耻辱，能有一个如此执着的敲钟人来拼尽全力去铭记。“我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增强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钙片’，但是如果哪天离了我，建川博物馆这个事情有可能会停一停。”思前想后，2007年，樊建川就立下遗嘱，将建川博物馆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交给国家我才放心！”

卖房搞收藏

樊建川爱收藏，他每次上街，眼睛就直溜溜盯着抗战时期的“破铜烂铁”，在别人看来是垃圾，在他眼里全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每次去老村、老宅，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他就像个拾荒者，忍不住上前扒拉，扒拉一通后，还缠着人家问家里还有没有。一家人周末出去逛街，答应好给妻子买裙子，结果半路看到抗战时期的勋章，樊建川就扭头跟妻子说：“先把钱借我，下次再给你买裙子。”收藏起来如痴如魔，当地收藏界的人都认为樊建川“是个傻儿”，一傻是别人搞收藏是做倒手生意，樊建川搞收藏却是只进不出一样不卖；二傻是为了收藏就算砸锅卖铁也豪掷千金。

全国各地奔忙也是生活常态。樊建川会跑到安徽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找到当年按“十八个红手印”的村民，再按一次见证改革开放历史的“复印件”；去北上广的老旧棚户社区，收集被当作废品处理的路牌；在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跑到超市去，不顾售货员的劝阻，购买整整两箱三鹿奶粉；还有崔健的吉他、邓丽君的外套……有一次在云南，樊建川遇见一老头，说家里的米桶是美军的东西，樊建川立刻跟到老头家里，高价买下米桶，抬着就走。但米桶实在太重了，又只能滚着走，滚了好几里路，才弄回到镇上。还有一次在天津塘沽，他看到有人炸碉堡，一看碉堡是抗战留下来的，樊建川当即付钱，愣是把50吨的碉堡大卸八块，奔波两千里运回了四川，现在就在建川博物馆的大门口屹立着。2007年，汶川有个村民向樊建川报信，说他小时候听老人说1944年有架美军飞机坠落在汶川的宝顶山。樊建川听后，立即派搜索队去海拔四千米处搜索，前后经历了三次，最后大获而归，带着两架飞机残骸回了成都。

收藏历史文物这条路很艰苦，资金投入就像钱扔进了无底洞，一本黄埔军校第一期花名册几十万、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上百万。很多藏品是只能花钱去买的，搞收藏没钱怎么行，更何况还是只进不出地全陈列在博物馆。但是樊建川从来没想过没钱怎么办，因为早在1994年，他就没钱了。

为了继续收藏，樊建川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和朋友办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结果房子建了一大堆，一套也没卖出去，并且公司账上一分钱也没剩。银行天天催还贷款，樊建川心想这下完蛋了，但就是在这年碰上了一件巧事——双流机场需要职工宿舍，居然一口气把樊建川建的房子买完了。许多人说樊建川运气好，其实不然。在这之前没人知道樊建川的建房三原则：该赚一块时赚八毛；不打广告；物业管理自己做。其他房产开发商嘲笑樊建川：这个樊傻儿，有钱不赚，充什么良心商人。后来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别的开发商的房子倒的倒，塌的塌，樊建川建的房子却一栋都没出事，居民打出了横幅：谢谢樊建川，建这么好的房子！

到了2003年，樊建川的公司在四川省3000多家地产商中排前五名，他的个人资产排名福布斯中国300多位，身价数十亿。后来不出所料，樊建川这时候卖掉了名下所有建筑、房产、加油站，就算别人嘲笑他太傻，可他心里乐开了花“这下又有钱搞收藏了”。经历了无数困难与窘境，樊建川终于在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准时开放了坐落在四川安仁的建川博物馆。

留住苦痛辉煌

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樊建川的藏品有的来自抗战将士家属相赠，有的购于拍卖现场，还有的则是樊建川自己闲逛古玩市场的“战利品”。博物馆中有一条绣着“小青”字样的日本军用毛毯，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长子罗箭用了70多年的宝贝。罗箭1938年出生在延安，当时条件极其艰苦，罗瑞卿就用这床从侵华日军手中缴获的军用毛毯来包裹罗箭，现在看来，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最珍贵的温暖。

建川博物馆开馆当天，美国84岁老人格鲁伯坐着轮椅赶来。他是大名鼎鼎陈纳德飞虎队的队员，是一名援华老兵。他刚进了博物馆第一句话是：“樊先生，你这个大房子里全是美军的东西吗？”樊建川说“是”，老兵马上就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说完，这位老兵颤颤巍巍举起手给樊建川敬了一个礼，樊建川立刻回礼。两人手久久没有放下，只有眼睛里的泪珠在不停地打转。

“战俘”博物馆，也是建川博物馆首开先河。父亲樊忠义1940年加入晋绥军抗日，3年后在掩护战友撤退时被俘，然后在伪军的矿井护卫队当了一阵子兵，直到1944年被八路军俘虏后参加了革命，父亲被俘期间遭受着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折磨、我方的鄙视误解，以及深深的自责和懊悔，所以樊建川对战俘的命运特别关注。他坚持自己设计“战俘馆”，并提出了“抗俘”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战俘馆”出口处女八路成本华的笑容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作为一名指挥官，她被日军俘虏并受到凌辱，但她一直保持着微笑，充满对敌人的不屑，她就是要舍生取义。这种笑容能激励民族向上，令人肃然起敬。”樊建川说。

“许多历史逐渐抽象成了教科书中的一页文字，没有温度，没有厚度，幸好，我们还有建川博物馆，”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曾深情地说。作为回应，樊建川一脸凝重：“通过藏品，我们不仅获得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为那一代人重拾了失落的记忆。”让文物说话，倾听历史的声音——无论是在建川博物馆，还是其它地方，樊建川始终坚持的都是存留、呈现，尽量不带个人色彩，保留时代原貌，让参观者自己去感知、思考、评判。

樊建川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独自面对自己的收藏品。他坚信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战争“遗骸”是有灵性的，“每天研究这些照片和日记，似乎就能与他们沟通和交流了。”樊建川把这种体验称为“深入文物的肌理”，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习惯性地点起烟，把自己湮没在一大堆资料和瓷器背后。

以个人的力量挽留历史的背影，樊建川做到了。和平年代的安宁，是历史上拼搏的魂灵堆砌起来的庇荫，樊建川说不该忘记，也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