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志】成都的“诗”“人”

成都的“诗” “人”

塔琳托娅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一首民谣《成都》，弥漫在雨中的成都街头。我从活色生香的市井，穿越到春深似海的蜀地文明，遇见了成都的历代文人。

司马相如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世间，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这首名为《琴台》的诗，是杜甫晚年在成都凭吊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遗迹琴台时所作。

《史记》载，司马相如，成都人，乳名“犬子”，少小怀大志，因崇拜战国名相蔺相如而改名。

相传，司马相如在琴台上弹奏《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一绝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胡颉顽兮共翱翔。”卓文君隔帘窥听，为其才华所动，并冲破礼教纲常与其相守，成就了一段佳话。但此时相如空负才华，无人赏识，家徒四壁，两人只好去临邛（今邛崃）鬻酒为生。

西行，出成都市区几十公里，即到临邛，镇里有一口“文君井”，据说就是当年两人当垆卖酒的地方。很多人初到成都，还会选择逛一逛琴台路。“琴台故径”四字，让人不由得想起“凤求凰”的美丽故事。当然，在成都，与司马相如休戚相关的还有古今闻名的驷马桥。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横卧在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而今日之沙河原名升仙水。据《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初入长安前，在升仙桥题下：“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

天遂人愿，相如入长安后，名动京师，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的代表作“两赋两文”，除《子虚赋》外，《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均完成于武帝时期。后来武帝委以重任，派其返回成都出使 西南夷。如此，司马相如乘驷马高车重过升仙桥，兑现了自己年少时的豪言壮语。

司马相如为汉赋四大家之一，无可置疑，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推动了巴蜀文化的崛起。两千多年前，这位成都才子在《难蜀父老》中写下：“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直到今天，这种“非常”的雄心、气度，仍然深植于成都的文化与血脉之中，让它在大时代风云激荡之际，不跟风、不盲从，保持冷静，自励自新。

杜甫

唐肃宗乾元二年，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携家眷经过艰难跋涉来到成都。当时天下残破，而成都却一派祥和。“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成都府》），这是杜甫到成都的第一首诗。满城丝竹，歌舞升平，诗圣陶醉其中，另一首诗《赠花卿》更是惊艳：“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从古至今，有许多诗人定居成都并在蜀地留下了经典的诗歌创作。李商隐那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让人心驰神往，李白也有“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让人恍然惆怅。所以说成都是一座有诗的城市，它将诗从高雅的殿堂上拉下来，让诗和自己平起平坐。清末竹枝词：“石马巷中存石马，青羊宫里有青羊，青羊宫里休题句，隔壁诗人旧草堂。”就是说成都处处有诗，处处诗人。

清代诗人袁枚评价杜甫是一个极为深情、缠绵的人，他对世间万物，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夫妻儿女、邻里亲朋甚至一花一草，都投入了真挚的情感，写出浓浓的人生诗意，而这一切和成都密不可分。自然这座城市关于诗的传统，也大多得益于杜甫和草堂。

杜甫初至成都，暂住西郊一座寺庙。后遇浣花溪，流连忘返。次年建成草屋（即今天的草堂），诗人欣然记之：“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

杜甫身居草堂，文思泉涌，写下了很多美丽的诗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些就是他献给成都的情诗。

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草堂历代都修葺扩建；如今已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冯至先生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杜甫传》）。邓小平一生五到草堂，曾说“不到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有到过成都。”而成都人也将杜甫当做这座城市的诗神，把草堂当成诗的殿堂。每年人日（正月初七）到草堂祭拜，成为成都人由来已久的传统。如今，杜公祠前还悬挂着何绍基题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

杜甫在成都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伫足草堂，我忽然感到，时间总是用它的短暂困顿着我们，又用它的漫长安抚着我们。历史原本的样子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恢弘，也许那只是凡夫俗子的脆弱美梦，还时常有着淡然的尾声，但诗歌的隽永像是凌冽的月光，穿越时空，千年未变。

杜甫遇到成都，是诗人之幸；成都接纳杜甫，更是蓉城之幸。

李劼人

李劼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原名李家祥，新文化运动后受“新小说”熏陶和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位现代作家，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左拉”。他中学毕业后开始为报纸撰稿，二十多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是《川报》创始人之一。他二十八岁赴法勤工俭学，并为《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撰稿。他三十三岁返回成都，为官，为商，亦为文。

有人说，如果想要通过文学来了解“老成都”，最好的选择就是读李劼人。李劼人作品以信史著称，为成都人留下百年记忆。

“从进东门城门洞起，一段，叫下东大街，还不算好，再向西去一段，叫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和上东大街，足有二里多长，那就显出它的富丽来了：所有铺户的铺板门坊，以及檐下卷棚，全是黑漆推光；铺面哩，又高、又大、又深，并且整齐干净；招牌哩，全是黑漆金字，很光华，很灿烂……（《死水微澜》）”  

李劼人善白描，技法酣畅，且融入四川方言，使作品格外生动。在人物刻画上，则采用法国小说技巧。郭沫若赞曰：“凭借着各种经典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文坛流传着“鲁郭茅，巴老曹，丁周艾赵”的说法，但我认为还有些人是不能忘记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曾有三位作品个性突出、刻意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作家，分别是沈从文、张爱玲和李劼人，而“中国的左拉”李劼人更是一位被忽略的文学巨匠。

成都留下了李劼人太多的足迹，可它们被淹没在后人纷纷的脚步中。北门的故园，连地名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磨子桥，现在既没有磨子也没有桥；而与他生命紧密关联的四川大学，至今无一尊他的雕像。

1926年，李劼人出任四川大学（时称公立成都大学）教授。他鼓励进步学生，反抗军阀对现代高等教育的破坏，然而九十多年后，我身边的同学很少有人知道他。刘再复曾说，也许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价值会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   

1938年，李劼人在成都郊区买下两亩地，建成了一座土墙草顶房子，自题为“菱窠”，他在此居住和创作了24年。长篇小说《天魔舞》，《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中短篇小说集《好人家》，我非常喜欢的描写成都风土人情的《说成都》等作品也创作于此。菱窠就位于今天的四川师范大学南门外，令人惊讶的是很多成都人并不知道。李劼人的挚友巴金参观时曾感慨道：“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每一个人，都对明天感到好奇，但又对昨天念念不忘。过去的影像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它就像是水里的鱼，远看着历历在目，稍一走近便一哄而散。我们只有在余生中不断地搜寻记忆的“吉光片羽”。所以我们要永远地感谢李劼人先生，当清末、民国的成都风貌渐渐远去，幸好有他为我们记录下了老成都，永久地保留了那张宏大的成都风情画卷。

北京幸有老舍，凤凰幸有沈从文，成都幸有李劼人！

巴金

薄雾笼罩着初秋的成都。走进安静的街巷，眼前的正通顺街130号是一个寻常院落。只有那口尚存的双眼井，似乎在默默地告诉世人，这里曾是巴金故居。

如今那座大院早已拆除一空，只有双眼井是巴老出生地唯一的标志。巴老生前曾说过：“只要双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1987年10月，巴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在寻访故居时看到双眼井，激动地说：“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

巴金故居已然无存，庆幸的是在成都依然保留了与他有关的去处。一处是位于百花潭公园内的慧园，这座园林于上世纪80年代根据《家》中的高家花园建成，园门前立有巴金雕像及冰心题写的“名园觉慧”石碑。另一处是位于龙泉驿区的巴金文学院，里面展出的巴金作品、图片及获得的意大利但丁国际奖奖章、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等，再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风雨人生路。

我中学时，有那么一段时间，喜欢张恨水的小说，觉得书里民国时的人那样新潮、那样儒雅。后来读到巴金的《家》《春》《秋》，才觉得巴金小说中的人物更好，长袍、白围巾、黑皮鞋，一股子斯文通透。

有些片段至今仍然记得：“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手拿伞，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还掉过头看后面，圆圆的脸冻得通红，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一如巴金自己所说，我之所以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字里行间的愤怒、心酸、无奈，在时隔九十年后依然攥紧了读者的心，让他们感受这九十年前的黑暗与血泪。

1960年10月，巴金回到成都静心写作。《成都日记》详尽记录了他在成都4个月的写作和生活情况，其中有观川剧、会亲友、访名胜、逛老街、品小吃、啖三花（啖，成都方言“品茶”之意）的闲情逸趣，也有他殚思竭虑、笔耕砚田的艰辛创作，以及鸿雁传书、思念家人的心路历程。

1990年，巴金将《成都日记》赠予成都市档案馆永久保存。“早饭后步行去永兴巷访傅抱石（著名画家），他约我同去草堂寺……三点和江苏画家们同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三点后宗林车来，接我到东胜街，步行到人民公园看菊花、喝茶……”这些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成都人的珍贵记忆。

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强调说真话，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思考精神。三十多年前，巴金举起“讲真话”大旗时，很多人不理解，还有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如今“讲真话”已成为我们的民族共识。

刘震云曾说，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巴金正是一个探照灯式的人物，是一个敢于反思的人，一个一生不放弃理想、追求光明的人。

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有一条为了纪念校友巴金而命名的河流——巴渠。每当走在这条河边，我都会想起巴金，想起和他有关的那么多荣誉、头衔、议论、评价乃至传说。

流沙河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僻静偏窄的成都市文翁路，成都图书馆里，总会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经颂诗。这位老者就是作家流沙河 。从《庄子》到《诗经》，从汉魏六朝诗歌到唐诗，先生一讲就是九年，已然成为成都图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

流沙河，当代诗人，1931年出生于成都。先生原名余勋坦，“流沙河”之“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理想》）

这是我从中学语文课本里学到的先生的第一首诗，就此深深地记住了他。先生源出蒙古族孛儿只斤氏，元朝覆亡，祖上流徙四川，改姓为余。作为蒙古族后裔的我与先生颇有缘分，而今我求学于四川大学，与先生同为校友，也算货真价实的同族后学。

成都是一座诗城，在这里流传不少关于诗的奇闻，其中就有先生的佚事。某天，先生和友人在大慈寺喝茶，听说陈水扁因贪污被判刑，即口占一副联语：“狱中陈水扁，楼下赖汤圆”。成都人知道，在赖汤圆的老店里，卖汤圆在楼下，煮汤圆在楼上，煮好了端到楼下来，所以这副联语趣味横生。

我喜欢读诗，喜欢去了解一位位诗人。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而在当下“诗歌已死”的时代，我却有幸成为了诗歌的爱好者。从卞之琳、穆旦，到北岛、海子，再到最近在文青中倍受追捧的李元胜、余秀华……我感觉诗歌依旧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可如今先生不怎么写诗了，他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自己就算与文学告别了。很多人猜测他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也自谦说，人上了年纪，写诗的激情就枯干了。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当前的诗歌环境，先生道出想法：在商品经济的大气候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元，诗歌创作乃至整个文学界走入低谷，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与此同时，许多作品虚浮空洞、言之无物，甚至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审美庸俗化。这些都让先生失望甚至心痛。

先生如今埋首故纸堆，专注于汉字的研究并以传统文人的身份归隐在成都这座城市中。而闲暇时光，先生谢绝社交应酬，在家读书写字，种养绿植。太阳出来时，书案上便叶影婆娑。

说到成都人的文化品格，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喜为人先，乐容天下，进退自如，沉浮自安。这种“进退自如，沉浮自安”在先生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也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空也不对，顺其自然，大概就是生活的智慧。

我很喜欢一首叫做《云端》的歌。最初，我以为所谓云端，就是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站在人生的巅峰。后来我才明白，人们都热爱事物表面的繁华和皮囊的光鲜，却鲜有人看透隐藏的骚动。

青春会逝去，激情之火会慢慢熄灭，真正的漫步云端其实是在经历很多之后，还坚守着自己最初的热爱，不停地寻找真实的自己，而不趋从于大众，为潮流所裹挟。能俯瞰这个世界却不迷失，才是云端。

流沙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站立于云端之上的人。